发生文艺理论及其中国戏剧的表达(7)

五、文艺现象的发生形式及其表达

在文艺的存在形式中，不仅有主体，也不仅有客体，还有一种非形态化的“现象”。按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看法，这是一种意识外化自身所产生的对象，即“通过一种意识本身的转化”而成为的对象。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1页。而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构成研究》中，乃是构成存在意义的三个层次之一——精神世界，另外两个是物质自然与动物自然。而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乃是他的“世界3”的存在，即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的世界。

那么，对于一种以“现象”方式存在的文艺形式，如何探讨其发生性呢？这需要还原为“现象”成其所是的构成性的先在形式。对艺术创作的主体而言，“艺术现象”是其某种内在性与经验现象综合后才发生的。这种内在性并不是一种对象化的存在，而是一种有待综合的纯粹形式。在此，还需要特别提及一种往往被忽视的无意识的内在性，它具有“自然”生成文艺现象的综合作用，从而获得一种独特的发生性表达。以《诗经》的“兴”为例，在《诗经》中有很多兴体诗，但是，这些诗乃是“兴”的表达式，是一种文学现象。发生文艺学需要探讨的不是兴体诗的表达方式，甚至不是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是创作者内在性中一种尚未形式化的构诗意向性，一种不确定的诗性纯粹形式，它需要与经验客体综合才能被把握，这种内在性就是“生成之‘兴’”。“生成之‘兴’”不是那种具有强烈主体抒情的意识，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潜意识，它尚未概念化，处于未注意状态之中，因而也就具有了发生性的无限可能。“生成之‘兴’”作为一种诗性的纯粹形式与感性经验的邂逅，导致了一种不经意的诗歌表达，一种淡淡的、随机而发的诗性，这种诗性开显的文学表达具有一种淡然存在的美学意义，我们在陶渊明以及后来杨万里等人的诗歌中都能发现这种美学情趣。

在戏剧艺术中，我们曾分别阐述了中国戏剧中主体与客体的发生性形式，这种发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现象形态”也在中国戏剧中获得了表达。众所周知，布莱希特曾阐释了中国古典戏曲表演中的那道并非以实体形式而存在的“第四堵墙”，这是一堵横亘于表演者与观看者之间的隐墙。但是，在中国戏剧表演中还有另一类隐墙，我们称之为“第五堵墙”。这堵墙具有四种基本类型：“在”而“不在”之墙、“不在”而“在”之墙、内心之墙、自指性之墙。前两者间隔的是在场与不在场；而“内心之墙”间隔的是内在意识的在场与不在场；至于自指性之堵墙则是一种元戏剧方式，使得“戏剧”本身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得以在场，也就是让观众意识到这是“戏剧”。①刘晓明：《戏曲中的“第五堵墙”及其理论意义》，《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那么，按照发生学的观点，导致第五堵墙先在的生成形式何在呢？这需要从发生学的还原中作进一步的追寻。以“不在”而“在”之墙为例，一个剧场的空间，没有任何实体性间隔，在完成一个剧情规定的具体空间后，立刻就地转化为另一个空间的存在；当这另一个空间完成后，又转化为新的空间，如此不断循环。这就需要重新还原到空间最初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是舞台上某个具体空间的存在，而是这种存在得以不断生成新空间的条件。简言之，这个条件就是第五堵墙的纯粹形式。纯粹形式即一种区分性，它是主体内在的一种空间生产的纯粹形式，正如纯粹形态可以生成一切具有“形态”的存在者一样，区分性作为一种“墙”——间隔——的纯粹形式，也可以生产出一切“墙”的存在者。当然，这种纯粹形式需要与经验结合才能生产出真正的“墙”。也就是说，区分性乃是所有“墙”的先验形式，是一种有待完成的空形式。如果这种纯粹的区分性形式与经验中的实际间隔需要结合，就会生产出各种形式的实体之墙；如果纯粹形式与观念的间隔结合，就会生产出诸种虚拟之墙，这就是化无为有，形成“不在”而“在”之墙。反之，如果消除这种内在的区分性，那么，现实存在的空间就化有为无，成为“在”而“不在”之墙。对于中国古典戏剧而言，剧场的空间生产完全可以通过区分性来实现，于是，在第五堵墙中，墙的区分性就可不再通过板砖而是经由表演而生成了。正是“墙”的纯粹形式为观念之墙提供了可能，并经由艺人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可不断发生的外部表现形式，从而使得中国戏剧获得了一种关于空间建构的发生性文艺形式——第五堵墙。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317/3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