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三突出文艺创作理论的出笼及危害(3)

“文革”期间， “高、大、全” “三突出”成了文艺创作的唯一原则。 《红灯记》等八部 “革命样板戏”被拍成电影，使八亿人民看八个 “样板戏”

不仅如此，“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还把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领域所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联系起来。首先是按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定调，无中生有地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然后从这一前提出发，认为这条黑线统治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艺舞台，在文艺舞台上“继续大演特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为早已死亡的封建阶级和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扬幡招魂”，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认为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与这条文艺黑线斗争的焦点，“就是以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文艺舞台的主人”，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的反映，要战胜“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取得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文艺作品中大力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从上述观点出发，这种理论认为，随着“革命样板戏”的诞生，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严伟才等一大群光彩照人的工农兵英雄人物，“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文艺舞台，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公”，这是“文艺舞台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既标志着无产阶级在文艺舞台上对资产阶级实行了专政，同时也标志着“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

工农兵英雄形象应具备的完美特征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曾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应该说，这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正确概括。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歪曲了这一正确观点，提出文艺作品要做到“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就是要塑造高大完美的工农兵英雄典型。这样的工农兵英雄典型，“高就高在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美就美在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按照“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这样的英雄典型一般应该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他们都“胸怀朝阳”。所谓“胸怀朝阳”，就是“心中有着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就是他们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能“一片红心为人民”，能够“雄心壮志冲云天”，能够“不屈不挠斗敌顽”，能够化险为夷，能够克敌制胜，就是因为他们“胸怀朝阳”。

二是他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就是“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具有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是“作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素质”，“如果没有这个理想，在舞台上的英雄人物，胸怀就不会宽广，形象就不会高大”。

三是他们都“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革命样板戏”里的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严伟才、洪常青等英雄人物，“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正是因为“他们怀有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的红心”，所以他们才能为革命英勇奋斗，为人民赴汤蹈火。

四是他们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五是他们个个都是“铁打的金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不怕狂风暴雨，不怕千难万险，“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们就像泰山顶上的青松，“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上述五个方面的特征，都是从“革命样板戏”里的主要英雄人物身上概括出来的。不论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还是《奇袭白虎团》中的严伟才、《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中的江水英，无不具备这些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成为了“文革”时期文艺作品塑造英雄人物的一个普遍模式。

文艺作品按照这样的模式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其必然造成的后果就是：第一，文艺作品中只剩下了英雄人物，其他人物都成了陪衬；第二，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千人一面，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哪行哪业，也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不管是杨子荣、郭建光、严伟才，还是李玉和、吴清华、喜儿，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话，表达着同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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