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阐释的新媒介表达(4)

其次是超文本带来的挑战。所谓“超文本”（Hypertext）是指“一种非顺序地访问信息的方法，他通过‘超链接’的网络技术使读者可以在文本间任意跳跃和选择，使一个文本变成许多个文本”[14]83-84。新媒介文本的“超文本”特征实质上取消了单个文本，形成了一个文本链。每个文本都是整体文本的一部分，“整体文本”由无数个别文本构成，成为阐释的大背景。然而所谓的“整体文本”具体包含的个别文本也是不确定的，只是依靠“阐释者”按自己的兴趣加工而成。因此“超文本”对公共阐释的挑战是，“阐释”意图面对的一个固定对象不存在了，对象存在于一个随意的“文本间性”之中。如果说阐释的公共性依赖阐释者在阅读中生成较为相似的“整体文本”，那么这种情况在超文本语境下将很难实现。

最后是多媒介带来的挑战。“多媒介”（Multimedia）可能实现的基础是数字技术编制的各种表达媒介（声、光、文等）之间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因为它们都建筑在“0”“1”的数字运算之上。在技术上表现为各种多媒体插件的广泛使用。从感受结果上来看，各种表达媒介的混合造就了多媒介文本具有远超传统文本的“浸入性”和“交互性”。“浸入性”直接影响主体“浸入”对象的美感效果。公共阐释意图对文本进行阐释，就必须面对多媒介参与所造成的主体浸入式审美体验。交互性则扩大了阐释对象，因为交互不仅是主体与作为主体把握的某种语言对象的交互，而且包括文、图、声、像，需要动用人的视觉、嗅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官能力。因此，新媒介文本的多媒介特征实际上消除了传统以语言为核心的文本意义构成方式，迫使阐释活动超越具体语言的界限。

四、新媒介主体的重塑及公共阐释的表达

“阐释”必然要预设一个阐释的主体，那么新媒介时代的主体到底是什么状态?借用张江教授指出的公共阐释六大特征: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超越性和反思性 [2]，我们提出以下围绕新媒介主体的问题，借以思考公共阐释的主体表达。

第一，新媒介主体会更理性吗?周宪教授曾在《技术导向型社会的批判理性建构》一文中，从装置范式的角度对主体建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首先采引伯格曼描述的装置在生活中泛滥的案例[15]，提出技术导向型社会的主体性问题。接着他回顾了海德尔格、法兰克福学派、韦伯、伯格曼等人提倡从技术之外（审美和艺术），以及斯蒂格勒从技术内部寻求解决的思路。周宪教授最后指出:“在我看来，在一个技术宰制越来越强势的社会，在一个工具理性日益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中，重建并坚持韦伯所提出的价值理性也许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抵御技术的工具理性最有效的莫过于价值理性了。依照韦伯的界定，价值理性就是某种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6]在笔者看来，周宪和韦伯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颇为无奈的:就如同康德用上帝存在来保证道德一样，他们对抗工具理性的方法也只能依靠一个并不可证明其坚实存在的信仰。尤其是新媒介时代的主体，一方面受到技术力量越来越强的宰制，另一方面被媒介平台摧毁了本来具有的、前现代的、地方性的信仰，直接被抛入没有信仰之基的技术世界，他们所谓精明、精致的理性就只能是工具理性了。因此，对于新媒介主体是否还有理性的问题，只能说新媒介主体确实有理性，但这个理性却不能支持阐释的“公共性”。

第二，新媒介主体能够更容易地对文本进行澄明性阐释吗?这个问题分两种情况，第一是新媒介主体对新媒介文本的阐释，第二是新媒介主体对传统文本的阐释。就前者而言，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新媒介文本具有数字化、超文本和多媒介特征，因此对它的“自在性，即作者形诸文本、使文本得以存在的基本意图及其可能的意义”[2]3的追寻将远比传统文本困难；而对于后者来说，新媒介主体在后现代文化影响下，善于标榜个性，惯于解构正统价值，因此对传统文本的阐释更不那么容易达到“澄明”。流行文化对《西游记》的各种解构就是一例。

第三，新媒介主体之间的“可共通性”如何实现?新媒介主体的阐释活动依赖新媒介环境，新媒介环境表面上似乎让大家都进入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可以平等地交流。然而当代媒介工具提供的交流并不能促进主体对世界的全面化理解，而是相反。各种媒介形式所塑形的信息造成主体对信息的碎片化（信息的不全面）和断裂化（信息之间的相互冲突）的理解。因此，新媒介主体的“阐释”与“接受”及“接受”与“接受”之间，反而因为巨量信息的碎片化和断裂化，因为生产流行信息的目的制约，主体虽然摆脱了非电子媒介的身体局限所带来的认知局限，却陷入新的认知混乱状态中。主体的“共通性”变得更加困难。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207/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