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阐释的新媒介表达(3)

第三，“有边界约束”的实施需要考虑新媒介对“边界”的重塑。“有边界约束”指“文本阐释意义为确当阈域内的有限多元”[2]2。很明显，“有边界约束”是对公共阐释进行范围性的界定。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所有阐释活动，或更广义一点，所有人类活动都应该反思其“边界”问题。众所周知，新数字媒介正在打破原有各种活动的边界，而正在生成一个变化的边界或无边界的世界，这也正是后现代实践活动的典型特征。利奥塔曾指出:“‘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12]4“边界”依赖元叙事建构起来，它的叙事实质上是现代思维的结果，而对“元叙事”的怀疑或者说对“边界”的否定性叙事才是当代话语实践的特征。因此，公共阐释所依赖的一个明确的“边界”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过分强调“边界”的明晰化，可能会引起外在力量对界内活动的强大规范，甚至造成现代意义上的话语霸权生成。

第四，可公度性的实现应该考虑新媒介对理解有效性的消解。“可公度”是指“阐释结果可能生产具有广泛共识的公共理解”[2]2。公共阐释的公共性在于“广泛共识”。然而考察当代新媒介生态，尤其是新传播媒介产品，个体之间达成共识到底是更容易还是更困难了呢?答案恐怕是后者。如上文所言，新的传播媒介造成了大众对世界的碎片化理解。在依托互联网的各种大众交流平台，看起来每个人都可以平等自由的交流，然而每个个体的话语背景不同，交流平台不可能显示每一个特殊的话语背景，因此交流更容易造成误解，产生更多的分歧，更难达成共识。实际上，这样看似自由的交流平台并不自由，或者说，它并不比现实更自由。因为一个交互界面只是对人的完整交往的抽取，而并不是完整再现。另外一个证据可以从图像审美的角度发现:传播平台上美图的泛滥造成个体对现实图像审美阈值的上升，反过来压抑了个体对现实图像的审美认同，扩大了审美差异，更不利于现实审美认同。

三、新媒介文本的差异及公共阐释的表达

所谓“新媒介文本”，是指在新媒介平台上出现的各种文本组织形态，以网络文学为典型代表。新媒介文本最初并没有引起学界重视。后来学界逐步改变了新媒介文本“非文本”的定位，致力于发掘其符合传统文本的价值。以网络文学为例，学术界最初并不承认网络文学是文学，如今不仅普遍承认，而且还有较多学者进行研究。网络作家最初十分边缘化，现在各地文联和作协都成立了网络文学机构，部分知名的网络作家已经成了体制内人员。这当然是进步。不过，虽然上述做法有利于确立网络文学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是一种削足适履的行为:用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人事组织关系来“套”网络文学，对其是否合适?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夸大网络文本与传统文本的差异，不能设置它们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要充分理解网络文本的复杂性[13]。但新媒介文本与传统文本的区别确实存在。从最初的欧阳友权、陈定家、黄鸣奋，再到吴长青、周志雄、周冰、许苗苗等，新媒介研究者普遍认同新媒介文本具有数字化、超文本、多媒介等[14]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构成了新媒介文本在阐释活动中的基本语境。既然作为个体阐释素材的文本已经发生了如此变化，那么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就应该考虑新媒介文本带来的挑战。具体包括:

首先是数字化带来的挑战。新媒介文本基于数字技术进行生产、传播和消费。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与之前模拟技术不同的是，它将各种信息转换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和还原，具有可集成化、精度高、易于储存、保密性好和通用性强等特点。正因如此，数字技术才可能迅速扩散为新媒介工具，成为新媒介实现的技术基础。新媒介文本实质上就是数字技术的产物，是数字技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产物。就“阐释”而言，阐释活动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存在于纸质媒介，基于视觉模拟信号的文本，而是一个存在于数字平台，基于数字信号的文本。从接受层面看，模拟信号文本与数字信号文本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是从生产和传播层面来看，基于数字信号的文本生产逻辑和传播逻辑与模拟信号文本截然不同。从生产来看，数字文本直接在数字平台生成，充分利用了数字平台的数字化生产和传播条件，因此对其“阐释”要考虑不同数字平台的特征；从传播来看，数字的可无限复制性为数字文本的传播提供了模拟信号无法达到的传播能力，因此对数字文本的阐释要面向考虑原本之外的无限摹本。这些摹本具有与原本相同的文本内容，基于“数字复制”而非本雅明所指出的“机械复制”。这些都是传统的文本阐释没有遇到的新情况。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207/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