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阐释的新媒介表达(2)

第一是媒介自身的变化。从模仿自然表象创造自然工具到利用自然规律创造出机械工具，再到基于现代数字技术制造出大量数字媒介，人类的媒介发展史就是人类对世界规律的认识史和对世界的改造史。这一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的需要。变迁的逻辑路线是:社会生产刺激技术推陈出新，新技术不断衍化出新的媒介工具，新媒介工具制造我们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器具及装置，它们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

第二是媒介传播方式的变化。媒介自身的变化导致了其传播方式的变化。从传播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几万年的传播方式发生了远超动物传播方式的巨变。从最早使用简单符号到使用作为文字雏形的象征物，再到使用文字；从口语到书面语，再到印刷术提供的大量书籍；从电报到电话，再到电影、广播、电视直到今天的互联网，这些共同构成了人类令人惊叹的传播史[6]。这一历史向我们昭示了媒介的力量:不同的介质不仅作为手段使传播更加便捷、更加广泛，而且更加有力地塑造着人类世界和人类自身。

第三是媒介效力的变化。媒介效力指媒介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我们生产与生活的力量。当代新媒介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7]。简单来说，新生产媒介正在改变人与自然的生产关系，新传播媒介正在重塑人际关系，而这些改变又对人的精神反思活动提供了新的具身性内在体验，改变了人的自我认知行为和结果。

第四是媒介效果的变化。媒介效果基于强大的媒介效力。当下新媒介的强大效力有可能颠覆作为反思活动顶峰的哲学、作为认识活动顶峰的科学乃至作为精神活动顶峰的宗教自文明时代以来的思维模式及其理论定位。自现代以后，哲学界、科学界及宗教领域十分重视技术问题，作为能够涵盖当代技术问题的新媒介问题，已经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关注。除了对媒介自身的生产、传播、仪式性等问题进行讨论外，媒介学者超媒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媒介的政治经济学[8]、媒介与生态及文明（媒介生态学派）、媒介与大众流行文化[9]等方面。这些研究不断向我们强调的是媒介效果已经弥漫至整个人类活动的领域。

上述四个方面的变迁要求我们对个体阐释及基于个体阐释的公共阐释理论进行回应。遗憾的是，张江教授并没有对此进行讨论。

（二）“公共阐释”在新媒介环境中的表达

第一，“普遍的历史前提”的内容需要考虑新媒介生产活动。公共阐释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而“普遍的历史前提”是指“阐释的规范先于阐释而养成，阐释的起点由传统和认知的前见所决定”[2]2。阐释的这一“前见”从何而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阐释活动中属于意识形态的“前见”来自于人的生产，来自于人的劳动实践。那么再进一步，应该讨论这一生产的历史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生产”，存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生产。如前所述，既然新数字生产媒介已经进入当代生产，那么它就应该被作为“前见”所由产生的重要根基性原因。如果不涉及新的数字生产方式，那么就不能真正理解当代生产，更不能理解生产中的人及他们的生活，也不能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对他们“前见”的预设也就只能是脱离现实的、空洞无物的假设。

第二，“公共理性”的产生需要考虑新媒介的力量。张江教授指出，“公共理性”是“人类共同的理性规范及基本逻辑程序”[2]2，是“呈现人类理性的主体要素，是个体理性的共识重叠与规范集合，是阐释及接受群体展开理解和表达的基本场域”[2]2。也即是说，公共阐释的基础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又是“人类理性”的主体要素，受到人类理性的规制。然而更进一步，“人类理性”（包括“个人理性”及建筑在个人理性之上的“公共理性”）又是从何而来呢?众所周知，“理性”一词有其自身的概念史演进，不同语言在对理性进行言说时会产生必然的内涵差异。即便不考虑理性一词本身的问题，仅从具体运用层面看，古希腊人、罗马人、中世纪的欧洲人、近代启蒙者乃至现代人，在使用理性一词时都各有所好，各有偏重。因此在一个严肃的哲学讨论中，如果笼统使用某一个理性内涵作为阐释公共性存在的哲学基础，风险巨大。那么具体而言，当代的个人理性从何而来?从信息论和认识论角度考察，概念、判断、推理是否越来越依赖各种新媒介?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即信息”[10]18，他认为媒介不仅是承载着内容的载体，而且其自身也是内容。这种内容会变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新的尺度”:“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0]18这一“新的尺度”[11]不仅具有审美内涵，而且通过审美方式造就了理解世界的新概念、新判断和新的推理形式，最终造就了新的“理性”。主体“理性”就这样在新媒介时代生成了。其内容当然与传统媒介环境下的“理性”不同。比如，阅读书籍和观赏影视作品在塑造主体理性方面也有巨大差异。这一点已经被众多学者所指出。同样，作为新传播媒介的代表，微信朋友圈具有新的媒介表现形式，带给用户交流、认识和理解的新标准，其结果是造成了主体理解世界的碎片化。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对于新媒介生态环境下的“公共理性”能否呈现传统媒介所没有的新内容不能一概而论。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207/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