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生还者：第二部》文学批评(3)

很多人指责《TLOU2》在剧本上难以引起共鸣，那么甚至可以断言，视角和关注重心的转移以及它们背后的野心正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症结之一。

《TLOU2》甚至浅尝辄止地讨论了文明崩溃之后的人类信仰危机和新迷思的诞生

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尽管《TLOU2》对叙事结构的极端追求影响了对角色情感的表达，但导演也在乔尔命运的安排上展现出了基于结构美学判断的精准和得当。

前作中乔尔从被动失去女儿到主动且坚定地选择了一个女儿的替代品，完成了一次心理场域从失衡到平衡的闭环，实现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在叙事意义上已经失去了发展下去的张力。安排乔尔在《TLOU2》前两个小时就冷峻地死亡，恰恰反映了导演对于前作剧本高度自觉的充分理解，以及在本作创作中的非凡勇气。

被规训的价值观

在一切叙事结构分析的背后，也不能忽视游戏在价值观表达上更直观的作者性。如果说视角和关注重心的转移尚且有游戏玩法意义的考虑，那么《TLOU2》故事本身所传达出的价值观变化，则更鲜明地揭示出它掀起众怒的另一根本原因。

在前作中，游戏设定了一个完全符合这个世界观下基本诉求的终极目标，即字面意义上的拯救世界，它拥有如此强烈的道义正当性，且通俗和朴素，以至于让人难以否定，因而才使得最后所谓“自私”的反差拥有巨大的冲击力。它既没有伪造一个想象中的和解，也没有机械降神地实现冲突的解决。

即使在西方文化视角中，它谈不上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在独立艺术作品中也毫不新颖，但仍然是对主流商业作品虚伪的圆满结局的反叛。这种反叛暗合了玩家，尤其是青少年玩家的反叛心态与诉求——这种诉求被保守的商业作品所长期压制和忽视，并且常常不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特别是当这种反叛附身于这样一个更无可辩驳，更宏大的普世价值中，它就获得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宣泄。

尽管它事实上不过是对个人英雄主义叙事的另一种变体的表达，但当它被包装在一个精巧的故事结构中后，获得了受众上的最大公约数。

而且前作还巧妙在，它将这种反叛性赋予乔尔而非艾莉的身上。如果我们接受了乔尔“父亲”的形象，我们又仿佛代入了艾莉“女儿”的身份而获得了一种被理解、被承认、被重视的快感，实现了虚妄的家庭和解。它如同是对《无因的反叛》或约翰·休斯青春片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理想化回答。

艾莉通过镜中的自己与乔尔体认被保护和重视的状态，而玩家则通过对摄影机视点的认同完成自我投射

人类在从前文明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之时，出于种群的整体性发展诉求形成了一种相互妥协的社会规范，它表现为道德，约束着人类行为，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贯穿整个文明史的二元冲突，后启示录背景即是以极端环境放大了这种冲突，迫使人类重新审视道德的合法性。在这样的语境下，前作所强调的正是个体意识的强烈觉醒，以及对于个体的“人”的价值的重新确认。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看出这一切在《TLOU2》中是如何被重新思考了。

《TLOU2》的角色动机与人物弧光与前作形成了彻底的对调，艾莉和埃比的复仇都源于强烈的本我的冲动，最终却受到超我的支配达成和解，也可以看作是对《哈姆雷特》的一次彻底的反写。

如果说复仇是基于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对“死亡”这一概念无意识的抵抗和对求生本能的反映，那么和解则是基于种群整体发展诉求而作出的无意识的妥协，其内在仍然是个体与社会二元冲突的不同趋向。《TLOU》选择了前者，续作则选择了后者，是对主流价值观的投诚，再一次强调了贯穿于人类文明社会整体的社会规范。而对于接受了前作价值观导向，代入了角色情感，渴望获得又一次的反叛情感宣泄的玩家来说，这种期待落空了。

《TLOU2》强调了拒绝被社会规范所规训所要付出的代价

我们可以将《TLOU2》称之为一种“被规训的价值观”，但很难武断地得出这种规训是一种倒退或是一种前进的结论。其中或许有导演个体价值经验的导向，也可能有产品的商业因素考量，但就文本而言，两部游戏共同构成了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辨。

精巧而匠气的导演技巧

需要注意的是，“TLOU”系列是为数不多被时时放置于电影语境下讨论的游戏作品，绝不仅仅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或使用了大量的过场演出，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从电影和戏剧中取法了更多故事之外的导演技巧。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zonghexinwen/2021/0407/4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