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旅的歧变与建构之维的限度社会主义现实(5)

稍后，周勃发表《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文对秦兆阳的“真实论”予以回应。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秦兆阳虽有质疑但绝非全盘否定，更多的是在现实主义的艺术规范内加以“修缮”，周勃则拒绝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周勃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文学表现的内容也在丰富发展中，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却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作为“艺术创作丰富的经验积累的结晶”，体现的是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既然是普遍性的创作法则，“前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区别”。因此，即便是客观环境、现实生活甚至审美风尚等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也“不必摒弃过去的足以概括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特殊规律的原则，而去另外制定别样的原则的”。(17)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载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422页。这也相当于委婉地否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甚至只使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称呼。

对于现实主义与“真实论”，周勃持比秦兆阳更为开放、宽容的态度。周勃认为，如果文学的目的是表现“真实”，那么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不必拘泥于何种文学方法、何种艺术规则，更不必对新旧现实主义分出高低上下。换而言之，如果能达到“真实”的目的，即便使用非现实主义的方法也无可厚非。因此，撇开或忽视艺术创作的规律性和独特性，以现实主义取代或涵盖其他文学流派，“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所包括的艺术反映现实并影响现实的总的命题与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反映现实完全等同起来”，以“主流”(现实主义)淹没“支流”(其他文学流派)，抹杀了“丰富多彩、斗艳争妍的文学现象，也忽视了“现实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先进性”。(18)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载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413页。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方法、文学流派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对应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现实主义被指认为社会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君临天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而能够揭示历史的本质，“指出理想的前景”，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颓废”文学。此时为浪漫主义等文学流派正言，呼唤文学生态的多样丰富，既需要极大的现实勇气，也体现了批评家的艺术良知。在为其他文学方法争取生存空间的同时，周勃对现实主义的“空间”与“边界”有着理性的认识。出于对文学创作方法的具体性和规定性认识，他反对无限扩大现实主义的“边界”，在肯定现实主义的艺术贡献时，“还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它的创作实践中的特殊规律，即认识它的有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内部固有的规定性，这样，我们对现实主义的阐释，才能是具体的、科学的、恰切的，而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教条主义的。这样，也才有助于我们对其他文学流派的认识，从而真正地揭示出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复杂现象”。(19)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载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414页。敢于直言现实主义的具体性和局限性，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大胆的。

短暂的“百花时代”后，政治文化环境骤然收紧，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也戛然而止。1958年，茅盾在长文《夜读偶记》中梳理了中西方文学思潮发展演变历程，从思想性和哲学基础的角度辨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进而肯定并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更先进的、崭新的创作方法，具有超越旧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茅盾的论断带有对1956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总结定调的性质，并又迂回折返到第二次文代会所确立的标准上，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及批评的最高且唯一标准。

三、结语

纵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译介到中国后的理论之旅及其发展脉络，不难发现，从引入之初的争议，到确立之时的全面推广，及至“双百方针”时有限度的反思，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策略需求是造成接受、阐释上犹豫与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方法被引入中国，但对其的阐释一直都是在政治的范畴内确立其权威性，而作为艺术创作方法的讨论几乎没有更新鲜的呈现。如果沿历史长河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都不难发现，多次现实主义论争中均潜隐着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意识形态是其中最主要的)的干扰或影响。新时期文学中围绕内容与形式的讨论中依然可见在文学/能指与意识形态/所指之间漂移、置换甚至挪用的话语策略，在内容/形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诸多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内容”“形式”的指向也早已溢出文学的范畴，承担着突破思想壁垒的“重任”。这几乎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宿命”，也是沉重不堪的“使命”。在20世纪中国给定的时代语境与历史难题中，文学观念的变革首先来自社会观念变革的要求，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致力于回应、解释根植于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而提出的种种文学命题，指明文学变革的方向和目标——这一目标呼应着社会整体的走势，而非个体性的精神诉求。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与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深刻差异。历史也曾经给予中国现实主义理论调整的机会，从而实现文学与政治最大限度的平衡，如胡风的主观现实主义、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以及“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文学是人学”，等等，但最终都或者因政治运动的猛烈或现实形势的严酷而失之交臂。因此，对“十七年”现实主义理论的辨析，不仅在于考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历经的激进化乃至极端化的宏大的观念性建构，以及受制于自身缺陷与政治束缚的理论困境；更重要的是呈现历史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戏剧性，在既定历史语境中现实主义理论曲折而多舛的流变过程。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317/3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