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旅的歧变与建构之维的限度社会主义现实(2) -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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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旅的歧变与建构之维的限度社会主义现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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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何理论被奉为绝对唯一时，也是其内在张力消耗殆尽时，随之而来的思想枯竭与理论困境几乎是欲盖弥彰。秦兆阳、周勃、陈泳、茅盾、冯雪峰等人都曾撰文对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出不同的阐释，其中不乏试图丰富、拓展其理论空间的努力，也不乏有限度的质疑与纠正，虽然最终并未取得实质上的理论收获，但也都构成了中国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从左翼文学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始终对苏联亦步亦趋。19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并作出具体定义表述：“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2)曹葆华:《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第二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便开始在中国文艺界传播，《国际每日文选》《艺术新闻》《文艺科学》《文学》《文艺群众》等相继刊发与口号相关的文章，介绍苏联方面的发展动态。与一些译介者的热情相比，左翼文艺界的反应相对谨慎。周扬的态度代表了左翼文学的立场，一方面，肯定苏联文艺界提出的新口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红色革命的浪漫主义”，在文学的方法论上是一个新的突破，相当于间接默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进性；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以苏联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环境作为先决基础的，如果不加辨析地、生吞活剥地搬移到中国，并不适宜战时状态的中国文学，甚至会有负面作用。因此，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中，当反对“国防文学”的徐行提出文艺界需要一种“新兴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用这理论所领导的文学”，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时，(3)徐行:《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载《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周扬立即予以批评、反对。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分为二的评价还没上升到为中国革命文学未来布局的高度，更多是基于当时革命现状和政治形势做出的论断。作为革命之“一翼”，文艺理论与批评不但要为文学创作开辟前路，更要用想象与情感的方式为大时代的变革造势，推波助澜。文学、文学批评与政治的互动在文本内外都充满张力，构成了文学创作与批评最重要的策源动力。所以，当周扬在1952年“改弦易辙”，宣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4)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26日第3版。时，也就不能完全在文学内部加以解释。作为新的历史阶段与政治文化的选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确立无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也正因为此，确立之初也就埋下了日后被更激进、更“革命”的“两结合”替代的伏笔。

1952年12月，周扬借苏联杂志《旗帜》约稿之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全新的权威阐释，也表明了官方态度。在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中，周扬毫不犹疑地宣称，在苏联文学之后，中国文学已经踏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并将沿着这个方向持续进行；中国人民的文学要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既要吸收世界文学的先进的、有益的东西，又要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而世界文学的先进方向就是苏联文学，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在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是被严格抵制并排除在外的。次年9月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再一次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并从时间上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建立起一脉相承的联系，从而在历史脉络中强化并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合法性。(5)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红岩》1953年第11期。同样在这次文代会上，茅盾也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对中国作家的基本要求，并把苏联作协章程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做了适当转译，苏联定义中的“发展中”“历史地”被转译为作家要“善于觉察出生活发展的方向和新事物的萌芽，善于从革命发展中去表现生活”，应该去表现“今天看来还不是普遍存在，然而明天将普遍存在的事物”。(6)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红岩》1953年第12期。周扬是当时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理论的权威阐释者，茅盾是当时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二人话语的权威性和指向性不言自明。至此，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方法论，还是作为引导作家思想的世界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当时都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地位，“成为可以整合各种理论的权威语码”，它已经不仅仅是文学范畴内的理论与方法，而是作为衡量文学创作的标尺，在意识形态赋予的绝对合法性下行使仲裁权。(7)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但是，在诸多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和阐释中，都没有在理论内部的细节上对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以辨析，指出三者间的根本差别或联系，几个概念在周扬、茅盾等人的文章中甚至是同时存在或交叉使用的，这也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像是权宜之计的替代品或阶段性的口号，而几乎没有呈现出理论内部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这种理论酝酿的急促、粗疏、不完备直接影响了之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阐释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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