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旅的歧变与建构之维的限度社会主义现实(4)

针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句，秦兆阳用大量篇幅进行了层层辨析，质疑了“社会主义精神”与艺术结合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精神”既指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性，也包括作家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向，如果“社会主义精神”是以抽象观念的形式“外在”于现实生活的，那么，强硬地把这种观念灌注、施加于文学创作中，带来的后果一定是作品与客观现实相脱离而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11)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何向阳主编:《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文学评论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而作为作家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社会主义精神”必然是存在于作家的主观世界中的，它时刻伴随着形象思维，在作家观察、认识和表现世界的过程中起到积极能动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生不是生硬的、外在的，而是和作品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是与作家对世界的真实反映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再去加进或‘结合’进一些什么东西的”。(12)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何向阳主编:《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文学评论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在现实主义经典理论中，“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典型性与思想性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现实主义文学本来是将文学描写的艺术性、真实性、思想性，与典型问题和典型化的方法紧密地有机地溶合在一起的”。(13)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何向阳主编:《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文学评论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反映在创作方法上表现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原则，“典型”是文学思想性的感性载体和艺术呈现。如果“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思想性)是互为独立存在的，那么，它与“典型”也可能是分离的。这显然与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表述相矛盾。

秦兆阳之所以对“社会主义精神”与“真实性”的关系如此执着，一方面是针对当时教条主义在文艺界盛行，为了配合任务、政治宣传，文学创作中充斥着大量概念化、公式化、歌颂类的作品，“复杂万状的现实生活和生动的创作规律”被“简单化图解化”，(14)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何向阳主编:《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文学评论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当时身为文学编辑的秦兆阳显然对文坛现状充满忧虑和不满；另一方面也是质疑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过度干涉，通过对真实性的强调，部分恢复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作家创作的自由和主体性。在此，秦兆阳的理论认同重新回到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上，试图通过“真实性”和“典型性”抵御意识形态对现实主义的干预。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与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的发言有关。在1953年12月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是合理的、正确的，但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并不恰当准确，“好象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的真实性和任何的历史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标服务的”。(15)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何向阳主编:《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文学评论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因此，他要求把后者从定义中删除。没过多久，西蒙诺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纠正，随着第三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向“左”转而失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与苏联极其相似，在短暂的“百花时代”后即被革命政治色彩更浓厚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所取代。由此可见，“十七年”时期对现实主义理论阐释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单一的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是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要求所决定的，这也是其演变、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秦兆阳的“真实论”在当时显然具有挑战主流的“异端”意味，作者本人也因此遭到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随后被打为“右派”二十年。但是，如果把秦兆阳的观点与主流观点等量齐观，不难发现，虽然双方有着显而易见的分歧，却也同时秉持着相同的问题视野和思维结构。首先，双方有着几乎相同的理论视野，文学与政治、歌颂与暴露、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真实性与倾向性是双方共同的问题着眼点。虽然秦兆阳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诸多不满，但他却并不反对文学的政治性、倾向性，以及文学为政治服务。后者甚至构成了秦兆阳文学观的基点之一。当时以周扬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真实性、典型只有与倾向性、本质相联系才能成立，而秦兆阳更强调在尊重艺术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达到真实性，体现倾向，塑造典型。其次，周扬、秦兆阳一代人对文学功能有着相同的认知。周扬与秦兆阳都把文学上升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认为文学与国族建构、阶级主体性等重大问题相联系，他们在面对文学时的谨慎与紧张与今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决定了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双方立场既有偏差又有“重合”。(16)李云雷:《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在“胡风事件”中，面对同样视教条主义为“刀子”“棍子”的胡风，周扬、秦兆阳都曾重语批判——当时的胡风被定为阶级“敌人”，也理所应当地成为周、秦共同的“敌人”，而“胡风事件”后，周扬的文学立场也曾短暂地向胡风倾斜；“百花时代”，秦兆阳的质疑虽然合情入理，但最后“胜利”的还是周扬所代表的主流观念；“文革”中，周扬又被更激进的力量所取代。在不确定的、不断趋向激进的文化场域中，胡风、周扬、秦兆阳的命运遭际都为同一历史逻辑所左右。历史的兜兜转转、人事的微妙复杂，在文学与政治间浮沉游走，时而平行时而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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