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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旅的歧变与建构之维的限度社会主义现实(3)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1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虽然周扬、茅盾、冯雪峰等理论大家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1950年代社会主义文艺也涌现出如《红旗谱》《保卫延安》《红日》

虽然周扬、茅盾、冯雪峰等理论大家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1950年代社会主义文艺也涌现出如《红旗谱》《保卫延安》《红日》《青春之歌》这样的成果,但大体上来说,作家和批评家都普遍感受到口号对文学创作的钳制。感性艺术形象与抽象政治理论之间的矛盾、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间的平衡、艺术自律与理论尺度之间的协调,都是作家在创作中、理论家在阐释作品时切实面临的难题,而对于艺术自由的呼声与渴望虽未公开言明,也未获得明朗的空间,但也一直未曾消歇,一旦机缘到来便或以创作或以理论为突破口多样展开。“十七年”文艺理论与批评就是在这种复杂而尴尬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展开的。事实上,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1930年代译介到中国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其中的弊端。著名翻译家耿济之先生在介绍1935 年苏联文学时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把苏联作家的思想统一疏导到一条名为“社会主义写实”的“唯一的巨流”中去了,当批评家只能使用同一个“御制”尺子来估计和衡量一切作品时,必然导致文学创作的“题材太狭隘”“千篇一律”乃至“水源干枯”。(8)耿济之:《一九三五年苏俄文坛的回顾》,《文学杂志》1936年第1-6期。耿济之先生的确言中了口号带给苏联文学的弊端,而这些问题恰恰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带给当代中国文学的桎梏与束缚。可惜的是,这种空谷足音在激进革命理念充斥的时代无法获得理性的重视。

二、现实主义“再讨论”:“真实性”与“艺术性”

1956年,随着苏联文艺界的“解冻”和国内政治形势的调整,文学界迎来了“百花时代”,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直面社会矛盾的作品,文艺报刊也敢于发表一些尖锐反对的言论,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声音也在此时发出,秦兆阳(署名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出现的,两篇文章在当时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论争。

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发表于1956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和标准的问题。他认为,作为一种在文学实践中形成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存在的前提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建立于“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之上的,而不是机械地翻版现实。(9)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何向阳主编:《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文学评论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在此基础上,秦兆阳建立了他的现实主义标准,即“当它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10)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何向阳主编:《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文学评论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在这样的艺术标准和表述逻辑中不难发现,“真实性”“艺术性”是秦兆阳理解的现实主义的核心与关键所在,虽然政治性、思想性、倾向性也被提及,但是被置放于“艺术性和真实性”的内在要求上看待,而不是凌驾其之上,这就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性优先原则分道扬镳。换而言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艺术性与真实性”不能在作品中实现,“思想性和倾向性”也就无从存在。从纯粹的文学理论范畴看,真实性与现实主义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具有天然且必然的联系,“现实”必然是“真实”的,“真实”又必然基于“现实”。而秦兆阳对这个看似不证自明的问题如此强调显然自有深意,针对的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范与限定。

由于理论转向的仓促,1950年代文艺界一方面极力推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把其作为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又始终并未给出严谨、规范的定义表述,而是借鉴、转述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所做的定义。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而且从历史性和思想性两个维度对文学创作做出了严格规定。一方面,作家对现实的反映必须站在“发展中”“历史的”的立场,“真实的”“具体地”描写现实;另一方,“真实性”和“具体性”又必须服从、服务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文学“真实”“具体”描写现实的尺度被森严地圈定于“历史的”“发展中”“社会主义精神”所组成的封闭空间内,虽然表面上文学尚保留“艺术真实”的权力,但又通过“革命”“发展中”“历史地”对如何“真实”加以严格的限制与引导,而“社会主义精神”无疑从政治性上规约了艺术真实的可能尺度和方向。而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词语构成来看,“社会主义”虽然是作为修饰“现实主义”的定语成分,但却无可置疑地规定了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方式,即通过歌颂新生活,塑造新人,传递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看似合理地把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口号在文学实践和文学批评中却遇到质疑,粉饰生活、无冲突论、教条主义、创作公式化等批评声不绝于耳,而作家们曾经寄予的期许:保证创作主体的艺术个性、多样风格、选择自由,都消融在政治性的强制规范中。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处理文学、现实与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现实主义是否真正“广阔”的关键所在,这也是秦兆阳在文章中所要处理的真正问题。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317/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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