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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的文艺理论课程内容改革刍议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05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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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文学理论课程内容的历史回顾 文艺理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不仅与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科学”价值观有关,而且也与西学东渐中西方文化所体现出的整体优越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

一、文学理论课程内容的历史回顾

文艺理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不仅与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科学”价值观有关,而且也与西学东渐中西方文化所体现出的整体优越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以及任何一种精神产品不得不接受“科学”作为自身有效性和真理性的衡量标准。[1]313-327而启蒙的理性之光最先照耀到的地方所结出的果实,为后来者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样板。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无论中国古代有着多么丰富的文艺思想,均无法形成可以对现代文艺实践活动产生指导作用的现代理论。于是,第一本被实际应用到大学课堂教学的文艺理论著作理所当然地也只能来自海外。[2]

20世纪30年代,上海处于中国现代化的前沿。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同时引入,在中国实现了革命性与先锋性的融合。介绍卢那卡尔斯基、波格丹诺夫、普列汉诺夫及梅林格等人的文艺理论,以及包含《唯物史观文学论》和《艺术社会学》的《科学的文艺论丛书》,迅速被左翼文学阵营所接受,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文学创作的理论经典。[3]

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要求并未有丝毫的降低;相反,面对新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其所担负的政治任务有增无减。高校的文艺理论课程成为共产党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4]20世纪50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查良铮翻译的季莫菲耶夫所著《文学原理》(总共三部)、根据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课时的口译记录整理出的《文艺学引论》先后出版。当时,文艺理论课程内容必须体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要求,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文艺理论的实用性要求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日趋突出,文革时期发展到顶点。文革结束后,在80年代“文化热”的推动下,文艺理论在课程内容建设上又重新向西方学习,尤其紧盯大洋彼岸的热点,以致于在如饥似渴的引入中几乎丧失了自身的话语能力。[5]于是,1984年引入出版的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被教育部高教司指定为全国中文专业大学生必读书;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前后居然有三种不同译本面世,外研社甚至出版了英文原版。在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研究方面,美国学院派所带来的样板得到普遍认同,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叶维廉的《中国诗学》以及宇文所安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所编的教材《中国文论》先后成为必备的教学参考书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学理论话语重建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文论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童庆炳明确主张,应将主要突破点选在“追求文学理论的当下性”上。他谈到,“今天,我们亲身感受到当下的社会问题,但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社会问题转化为文学理论问题,或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就与五四时期的一整套文学理论话语在时代性上拉开了差距。[6]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理论创新成为可能,都以创新主体具有自觉把握时代特征的意识和能力为前提。童庆炳先生站在时代的节点上,意识到了新时代的来临,遗憾的是他未及就此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二、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及其对文学理论课程内容改革提出的要求

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如何把握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对于理论问题一向敏感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应该意识到这类问题的急迫性和关键性。

中国人对于“时代”及时代变迁具有先天的感知能力。然而,“新时代”这个概念则主要来自对西方进步观念的引入。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参照西方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历史演进模式,预指了中国即将进入的“新时代”就是近现代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时代”的内涵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给“新时代”打上了改革开放的印记。2017年,经历近40年的发展后,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为“新时代”又增添了新的意蕴。

“新时代”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根据荣开明所论,首先,“新时代”拥有“鲜明的主题”,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其次,“新时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规划了周密的战略安排;第三,“新时代”为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共同的价值追求;第四,“新时代”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第五,“新时代”还体现了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界担当。[7]“新时代”的突出含义,就在于它指明了我们正站在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槛前。在近代以来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饱受外族的欺凌,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中华民族重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而前赴后继、不断前行。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同时也具有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所不具有的实现这个梦想的能力。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205/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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