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的文艺理论课程内容改革刍议(3)

第三，“新时代”文艺理论课程内容改革必须辩证看待和妥善对待改革开放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理论资源。文艺理论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它本身势必在逻辑思维和理论范式等方面带有开放的特点。然而在经过了几十年引进之后，大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在文学研究领域本来并不存在一种“普世的”话语。任何一种理论的出场都有其自身的背景和叙述语境；我们对于任何一种理论的理解也都有自身的诠释学处境。即使某种理论在译介之初对于我们的文学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也无法保证其永远有效。这一切都要求文艺理论课程不断补充新的内容，不断实现理论更新。但是无论怎么取舍，其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就是要看其到底是否具有当下性，是否与中国当下的文学活动紧密相关。现实中的文学活动是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不能对自身的问题漠不关心，而只求蹭西方理论的热度，抢做其“代言人”。

四、结语

对文艺理论课程内容进行改革也许存在多种路径可供选择，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力争在上述三个方向取得突破。“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已经有了最新成果，这个最新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艺理论领域坚持这个最新成果，就是坚持把中国的文学活动和文艺事业看作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努力回答和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将文学活动以及文学研究融入全国人民共同担负的历史使命中。这也是文艺理论这门学科在未来取得更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1]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王成.《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的翻译及转播[J].日语教学与研究，2002，（1）：37.

[3]程凯.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J].文史哲，2007，（3）：94-102.

[4]郝孚逸.关于文艺理论课程改革的一些争论问题 [J].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8，（1）：27-28.

[5]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 [J].文艺争鸣，1996，（2）：50-58.

[6]童庆炳.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 [J].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10，（1）：135-141.

[7]荣开明.关于“新时代”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J].观察与思考，2018，（1）：16-18.

[8]Jonathan Deconstruction[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82.

[9]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8）[2019-04-11].http：///n1/2017/1028/

[10]蔡武.从三个方面理解把握文化自信[EB/OL].（2018-09-05）[2019-04-11].http：///dzyx/dzyx_llsj//t05__1.shtml.

[11]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1.

[13]兰善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学科建设[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5）：41-50.

一、文学理论课程内容的历史回顾文艺理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不仅与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科学”价值观有关，而且也与西学东渐中西方文化所体现出的整体优越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以及任何一种精神产品不得不接受“科学”作为自身有效性和真理性的衡量标准。[1]313-327而启蒙的理性之光最先照耀到的地方所结出的果实，为后来者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样板。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无论中国古代有着多么丰富的文艺思想，均无法形成可以对现代文艺实践活动产生指导作用的现代理论。于是，第一本被实际应用到大学课堂教学的文艺理论著作理所当然地也只能来自海外。[2]20世纪30年代，上海处于中国现代化的前沿。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同时引入，在中国实现了革命性与先锋性的融合。介绍卢那卡尔斯基、波格丹诺夫、普列汉诺夫及梅林格等人的文艺理论，以及包含《唯物史观文学论》和《艺术社会学》的《科学的文艺论丛书》，迅速被左翼文学阵营所接受，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文学创作的理论经典。[3]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要求并未有丝毫的降低；相反，面对新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其所担负的政治任务有增无减。高校的文艺理论课程成为共产党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4]20世纪50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查良铮翻译的季莫菲耶夫所著《文学原理》（总共三部）、根据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课时的口译记录整理出的《文艺学引论》先后出版。当时，文艺理论课程内容必须体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要求，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文艺理论的实用性要求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日趋突出，文革时期发展到顶点。文革结束后，在80年代“文化热”的推动下，文艺理论在课程内容建设上又重新向西方学习，尤其紧盯大洋彼岸的热点，以致于在如饥似渴的引入中几乎丧失了自身的话语能力。[5]于是，1984年引入出版的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被教育部高教司指定为全国中文专业大学生必读书；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前后居然有三种不同译本面世，外研社甚至出版了英文原版。在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研究方面，美国学院派所带来的样板得到普遍认同，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叶维廉的《中国诗学》以及宇文所安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所编的教材《中国文论》先后成为必备的教学参考书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学理论话语重建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文论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童庆炳明确主张，应将主要突破点选在“追求文学理论的当下性”上。他谈到，“今天，我们亲身感受到当下的社会问题，但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社会问题转化为文学理论问题，或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就与五四时期的一整套文学理论话语在时代性上拉开了差距。[6]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理论创新成为可能，都以创新主体具有自觉把握时代特征的意识和能力为前提。童庆炳先生站在时代的节点上，意识到了新时代的来临，遗憾的是他未及就此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二、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及其对文学理论课程内容改革提出的要求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如何把握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对于理论问题一向敏感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应该意识到这类问题的急迫性和关键性。中国人对于“时代”及时代变迁具有先天的感知能力。然而，“新时代”这个概念则主要来自对西方进步观念的引入。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参照西方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历史演进模式，预指了中国即将进入的“新时代”就是近现代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时代”的内涵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上，给“新时代”打上了改革开放的印记。2017年，经历近40年的发展后，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为“新时代”又增添了新的意蕴。“新时代”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根据荣开明所论，首先，“新时代”拥有“鲜明的主题”，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其次，“新时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规划了周密的战略安排；第三，“新时代”为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共同的价值追求；第四，“新时代”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第五，“新时代”还体现了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界担当。[7]“新时代”的突出含义，就在于它指明了我们正站在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槛前。在近代以来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饱受外族的欺凌，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中华民族重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而前赴后继、不断前行。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接近这个梦想，同时也具有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所不具有的实现这个梦想的能力。这就是文学理论所面对的“当下”。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把握时代赋予的机遇、运用好自己的能力，去推动民族复兴之梦的实现，如何在理论上总结、在实践中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成为所有理论探索者共同的使命。这是当前的文学理论构建自身问题域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近4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为整个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资源。然而，安于做围墙之内和书斋之中的“学者”的风气也同时兴起。部分学者热衷于模仿美国20世纪后20年兴起的一种“新的文类”，“玩”起了理论。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早就指出，这类文字僭取了“理论”的名称，然而并不想去作进一步的阐释，而只是满足于形成一种“谜一般的混合物”。它们引用弗洛伊德，却全然不顾后来的精神分析研究对其的超越；大谈马克思，却吝于对具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了解；频繁使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名词，却对哲学史不作系统的阅读。[8]8-9于是，严谨的学院派要求只停留在注释格式标准和参考文献数量上，扎实的理论研究让位于对“洋理论”的机械模仿。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能对时代的课题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三、文化自信的构成与文学理论课程内容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9]在蔡武看来，文化自信具有三个来源：（1）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那种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民族灵魂和基因的传统；（2）中国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艰难奋斗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进步的伟大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优良传统；（3）在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后，经历前后两个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包括艰难曲折的探索、挫折、失误中形成的，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形成、丰富和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0]以上论述为文艺理论课程内容改革指明了方向。首先，“新时代”文艺理论课程内容改革必须大力吸纳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成果，真正唤醒其活力，实现其意义的现代转化。近代以来，由于传统价值持续解体，现代价值迟迟未得到重建，遂致有些精英分子认为，现代化必须以全面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现在，当我们从对西方文化的埋头追赶中终于可以抬起头来稍喘一口气时，突然发现正是那一部分无法清除的文化基因才使得我们有持续追赶、甚至实现赶超的能力。金观涛早就指出：“在西方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前，儒家学说是人类思想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一个体系。……儒家强调和谐精神和调节作用，强调人的思想、社会行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家庭、国家、社会也应该是和谐的整体。这种立足于和谐并强调人的道德力量的学说，使我们民族成为古代最重视文化和教育的民族，两千余年间创造和维持了独特的文明体系。”[11]272古代文论研究者则很少持有这个立场。他们要么对古代文论资源仅做文字训诂、疏通文义的工作，要么运用西方理论和思维框架对古代文论进行一种“强制阐释”。这两种做法的实质都在于研究主体仅把古代资源看作已经死去的、不具有现代意义的陈腐史料。文艺理论课程内容改革应该尝试将古代文论资源实际运用到当下的文艺理论建构中，切实为解答时代课题提供具有文化底蕴支撑的思考。其次，“新时代”文艺理论课程内容改革必须重视革命传统的继承和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滋养，加大对相关文学活动和文学成果的关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革命文化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2]。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均指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努力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伟大精神的结晶，而后者着重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内核。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准确和不完整，更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还不充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很长时间内空有其名。有学者指出，这正是新时期以后文学理论发展逐步远离、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13]笔者认为，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和切入点长期游离于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之外，理论建构与革命战争年代、改革开放时代涌现出的主旋律作品相脱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09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版《文学理论》出版，虽然其用相当篇幅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但对建立在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基础上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成果的关注仍然不够。第三，“新时代”文艺理论课程内容改革必须辩证看待和妥善对待改革开放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理论资源。文艺理论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它本身势必在逻辑思维和理论范式等方面带有开放的特点。然而在经过了几十年引进之后，大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在文学研究领域本来并不存在一种“普世的”话语。任何一种理论的出场都有其自身的背景和叙述语境；我们对于任何一种理论的理解也都有自身的诠释学处境。即使某种理论在译介之初对于我们的文学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也无法保证其永远有效。这一切都要求文艺理论课程不断补充新的内容，不断实现理论更新。但是无论怎么取舍，其根本原则只有一条，就是要看其到底是否具有当下性，是否与中国当下的文学活动紧密相关。现实中的文学活动是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不能对自身的问题漠不关心，而只求蹭西方理论的热度，抢做其“代言人”。四、结语对文艺理论课程内容进行改革也许存在多种路径可供选择，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力争在上述三个方向取得突破。“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已经有了最新成果，这个最新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艺理论领域坚持这个最新成果，就是坚持把中国的文学活动和文艺事业看作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努力回答和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将文学活动以及文学研究融入全国人民共同担负的历史使命中。这也是文艺理论这门学科在未来取得更大发展的必由之路。参考文献：[1]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王成.《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的翻译及转播[J].日语教学与研究，2002，（1）：37.[3]程凯.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J].文史哲，2007，（3）：94-102.[4]郝孚逸.关于文艺理论课程改革的一些争论问题 [J].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8，（1）：27-28.[5]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 [J].文艺争鸣，1996，（2）：50-58.[6]童庆炳.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 [J].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10，（1）：135-141.[7]荣开明.关于“新时代”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J].观察与思考，2018，（1）：16-18.[8]Jonathan Deconstruction[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82.[9]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8）[2019-04-11].http：///n1/2017/1028/[10]蔡武.从三个方面理解把握文化自信[EB/OL].（2018-09-05）[2019-04-11].http：///dzyx/dzyx_llsj//t05__1.shtml.[11]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1.[13]兰善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学科建设[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5）：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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