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提出的文本理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文献翻译(2)

这五个密码也就是说是五种指涉。 在巴特中，每个段同时包含两三种密码，在五种密码的共同作用下，561个段不能构成有限的一个或多个语义结构。

相反，它们只能使一切所得的意义相互干涉，相互对抗，进而消除。 最终留下的是无尽的意义过程本身。

即使是《萨拉辛》这样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它指向流传的过程中似乎也能囊括现代。

与这一论点相关，巴特还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观点：复数文本。他认为，一则文本是以复数形式存在的，而不是单数。

在巴特看来，任何文本都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第一次问世的东西，相反，一篇文本中的一切成份都是已经写出的，构成这一文本的原料是无数已经写出的文本的引文、回声、参照物，不过它们不加引号不注署名而已。

这里，“已经写出”并不意味着不同文本出现时间上的早晚问题，相反，它倒更是强调根本不曾存在过第一篇初始的文本。

我们不能想象，若不是同时存在无数其他词汇，一个单独的词是否还能作为词而存在，那样你会无法说出它在指涉什么，以及它究竟在不在指涉。当词成其为词时，它背后已经存在着一个由无数词构成的无形的词典。

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一篇绝无仅有的文本是什么样子，因为能指那种音乐总谱式的播散活动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得有无数未曾在场、但已经存在的更多的能指。

这样，当我们看到一则文本时，它背后已经无形中存在一片文本的海洋，每一文本都从那里提取已被读过和已被写过的段落、片断、片语只字。

文本就是由这样一些“已被写出”的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而成的。显然，这里的“编织”不是一种，单一的线性进程，而是多层的、立体摄影般的活动。

如，在罗兰·巴特在《S/Z》中写道的那样，每一碎片都可以同时受到好几种密码的编码。

同时，这种编织又是无规律可言的，它并不是普适于一切文本的“语法”，在巴特看来，尽管文本的各个碎片是熟悉的似曾相识的，但它他的组合和编织，却是陌生独异不可摹拟的，不然则不成其为文本。

巴特强调指出：文本的复数性并不表示一篇文章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实际上，它干脆从根本上否决了任何确定意义的存在。

文本的复数来自所能指那种音乐总谱般的能产性，来自所指的立体播散和无尽增殖。这个无尽的过程只能使意义不断游移，不断分散，不断自相矛盾乃至倾覆。

显然，复数文本的概念向支撑着“作品”这个概念的一元论哲学发出了挑战。

一部作品即使再富于多解性，也依然是一种统一的存在，是可以为任何一元论的研究所接受的，但文本的复数性却似乎抹掉了一切中心和一切统一性，抹掉了中心和统一性本身。

巴特的目的也正在此，他试图以文本的复数性来改变那种寻找单一意义中心的阅读习惯，促使长期以来根据历史一元论或形式一元论来研究文学的学术传统发生转换。

过去人们习惯于把文学研究的对象——作品视为作者之子，并在这种文学关系中把握作品，巴特曾在《作者之死》一文中，打破了这个神话。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命题是结构主义的必然结论。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将个别的言语行为视为非个人的语言系统的产物。在巴特提出文本理论后，这一观点变得更明确更有理论性。

显而易见，如果承认文本是一种受意指规则本身支配的活动，承认文本的复数性，承认文本是不可重复的“互文本”过程，作者对作品的父权、所有权，阐释权就难以维持了。

由于文本这场编织活动是根据特定能指的指涉过程而不是作者意图来实现的，就不能把作者视为编织着的主体。相反，作者倒是在文本自行编织活动中作为一个“客人”被编织进来。

譬如，如果作者是个小说家，那么他就会成为人物之一，成为编织物上的又一个形象。当作者的这种形式回到“他的”文本中时，他的名字已不再具有父权和所有权，不再是真正的真理之所在，相反倒是成了“游戏”之所。

他变成了一个“纸上作者”，作为一个纸上的生命，他的生活不再是他所写的故事的源泉，而是一个与他的作品同时展开的故事。

确实，写作文本的那个“我”与叫普鲁斯特或叫热内特的那个人既不是同一的，又不是等值的，这个“我”的所指同其他一切所指一样，是可被其他所指所替代的。而一旦这个“我”被读作一个没有固定所指的人称，他就获得了一种“纸上”的生活—一种环绕怎样写作而展开的生活。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zonghexinwen/2022/1221/7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