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科大融合(2)

其次，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科学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泾渭分明，而是两者相辅相成，在一个彼此交融的前沿共同发展。这个时代艺术的繁荣至少应当部分归功于科学，而对于科学的进步，艺术同样功不可没。譬如，画家阿尔伯特在关于形式的原则中综合了艺术和科学两方面的理论，希望把人物的心灵活动展现在肢体动作上，坚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艺术家必须全面掌握人体的各个细微之处，如果能画好这些部位，他就能给观者提供更多思考的空间。在阿尔伯特之后，达·芬奇集艺术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于一体，他让解剖服务于艺术，又让艺术服务于解剖，使解剖符合人体器官的形式及功能，因对象的年龄、性别和生理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解剖学的发展。

再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被冲破。在中世纪，两者之间缺少互动，工程师和手工艺人的创造发明难以进入“自然哲学家”的视野，反之亦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推演也不能得到实践的检验。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与重量成正比，12世纪时曾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但是直到16世纪才有人意识到，让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同时从塔楼上坠落，便可以对此进行检验。中世纪即便是在同一个学科领域内，理论和实践之间也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比如，中世纪的天文观测和计算都精确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关于天体运行的理论猜测也极具洞察力，可是没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打通了实践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沟通渠道。

学科之间因“隔离墙”的消除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融合和渗透的局面。这是一种各学科之间的完满融合，是一种创造性的和谐共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7世纪新的学科划分初露端倪时，方告结束。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局部

“全才”的涌现和学术大发展

随着学科大融合局面的形成，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全才”（l'uomouniversale）大量涌现。所谓“全才”，就是一个人表现出多种兴趣，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学习范围涵盖众多传统意义上不同领域的学问。许多艺术家在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每一个领域都创造出全新的完美作品，在其他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作为人本身同样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当中有的人除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之外，还对广泛的心智学术问题有精深研究。以达·芬奇为例，他既是画家，又是解剖学的奠基人，研究兴趣涉及人体骨骼、肌肉、组织等，而这些部位当时通常被专业外科医生所忽略。他在论述为什么有必要采用图像表现的新方法时，列出理想解剖者的必备条件，指出在令人恐怖的尸体面前，他应当胃口大开、意志坚定、无所畏惧，同时还应当有能力计算肌肉的运动，能够速写、画图以及熟练运用透视法。我们从中可见达·芬奇本人作为一名“全才”所具备的各种才能。

在心智学术方面，在意大利，同样涌现出真正出类拔萃的“全才”。但丁、马基雅维里便是典型例子。但丁是诗人、哲学家和神学家，在造型艺术上也是第一流的人才，他同时还是伟大的音乐爱好者。马基雅维里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为“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位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尽管布克哈特声称这类“全才”为意大利所独有，但是英国人菲利普·锡德尼（SirPhilipSidney，1554—1586）等人的出现无疑使人有理由修正其论断。锡德尼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他写下的《为诗辩护》既是一种新教诗学，又是一份人文主义宣言，不仅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划时代的足迹，而且在政治、哲学乃至在宗教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不同学科各种思想观点荟萃的著作。

在学科大融合的文化氛围中，“全才”得以在心智上彼此激荡，相互启发。不同学科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形成团体，他们往往从其所擅长的专业领域之外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譬如，语文学家、古文物研究家威利巴尔德·波科海姆（WillibaldPirckheimer，1470—1530）对数学有精深的研究，在他的启发之下，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Dürer，1471—1528）开始研究阿基米德几何学，而丢勒的几何学论文又被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引用。再如，医学领域的天才奇洛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Fracastoro，1478—1553）是天文学家，也是文学批评家和出众的诗人，他对人的大脑及其思维过程有着独到的研究，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关于诗人创作过程的思考，就特别得益于他对人的大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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