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2)

四、言能尽意的理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荀粲提出的言不尽意论实际上完全否定了语言的功用。众所周知,先有物后有事物名称,而在言和意两者之间的关系上也同样是先有意后有语言。无论名和言如何变化,名称语言的不同均能够反映事物性质和道理,否则会使其在理解上存在混乱,可以说名与实以及言与意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由于思维和语言存在同一性,因此提出了言能尽意的理论。欧阳建提出的言能尽意论,坚持物先名后的唯物主义理论,实际上对荀粲提出的言不尽意论持有客观批判,但在他的思想中也会受到老庄提出的言不尽意、意在言上的思想,即便是周易这一先秦儒家经典,也是借助孔子来感叹说不尽言,言不尽意。可以说得意忘言和言不尽意的理论相比儒家对言教的重视度更具备力量,也更能够获得一些较为活跃且敏锐人士的认同。这些人是不满足于儒家对语言的圣人化,拒绝语言对思想的遮蔽行为,不断觉醒的思想意识使其对这些过去的言论表达出不满和拒绝,也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无论是老庄对周公之礼的批判或王弼对言意的阐述,都是从思想上迈向了新时代,也是在历史转型时期提出的重要思想理论。

除此之外,在我国魏晋玄学家中,永嘉时期郭象提出以独化调和两极这一理论。从郭象的人生经历上来看,他经历了西晋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基于此背景,提出独化论。独化是指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外不依靠道,内不由己,是一种无依据的现象。郭象提出独化与玄冥之境,他指出具体存在的有是绝对的,对万有之上予以否认,且否认了形而上的理论。万物本性是自然无需借助外力和内功,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事物间没有彼此依赖和制约的关系,因此也不存在因果论。从该角度上来看,郭象提出的理论中认为每种事物都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按照自己本性独化,每个个体都可看作是一个小系统。从郭象的一生经历来看,在乱世中他对现世抱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此外面对现实还抱有一种过度迎合的态度,过分追求权势,缺乏嵇康对现世的愤慨,也缺乏裵顾对现实的憧憬。虽然这种接受现实不利于其个人名声,但保全了他的性命。针对言意之辩,他比较赞同王弼的观点,为实现独化境界,在意识上要求实现忘己,认为自己的所学成了累赘。在言意的关系理解上认同王弼提出的观点,认识的目的是人忽无言,无意之境。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的终结理论,自其之后未能够出现引人注意的玄学体系,我国也逐渐走入了佛道玄融合的时代背景。

魏晋的佛学作为玄学的重要分支,随着魏晋时期信仰人士对佛教的理解与具备消极厌世的玄学逐渐兴起,佛教试图与玄学相互适应,因此,出现佛教般若。般若是玄学的佛教版本,言意之辩能够打破佛教固有的本意,也为后续佛教发展提供了空间。僧肇撰写的《涅槃无名论》中,将唯心主义本体论和言意之间的关系进行融合,在否认人类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前提下提出无言论。并且他将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言中的意洗清世俗一般之意,将哲学的道宗教化,言意观在之后逐渐演化成禅宗不立文字的语言观。在历史上,可以说不立文字是禅宗语言观的体现,禅宗指出一些奥妙的禅法无法用语言表述。禅家对于月的说法也告诫后人使用文字语言,但不能纠结于语言文字。在魏晋清谈中旨不至是常见的话题,其来源于庄子中,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评和清淡之风也使得言意之辩获得大量关注。随着僧人名士化,佛教逐渐吸收了言意之辩的模式,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展,体用是哲学用于表达事物现象和本质关系的,形成了关于事物体用的重要思维模式。学术研究者认为,该理论来源于王弼提出的言意之辩,本体和现象两者不可分割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该关系是与言意两者关系一致的,言作为意的代表,但并不能代替意本身存在,因此无法以言为意。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言并不是意本身,但尽意却需要言,因此,言是客观重要存在的。后人要想明白宇宙本体造化,自然需要得意忘言,寄言出意,并以此而获得言外之意。

可以说在魏晋时期提出的言意之辩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从形而上学角度对语言表达形而上的分析；其次,是从语言学角度上对一般名言和意义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是玄学家对意以及言两者关系的不同角度的分析。在魏晋玄学论中,汤用彤指出言意之辩的作用,包括用于解释经典书籍,从其本意上来读懂和看待经典书籍、玄理骨干、调和孔老、生活准则等。很多魏晋名人志士以学问作为其生活的重要准则。上述言意之辩的作用一度在魏晋时期获得人们的推崇,主要是由于言意之辩不仅作为玄学道理存在,也是与很多人是名人志士立身行事具有紧密联系,不仅对我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艺理论产生影响,还对其他的文化领域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128/3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