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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大师 | 郭绍虞：披沙拣金，为中国文学批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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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7年哈佛燕京学社印行，70年代末补充修订后中华书局重版） ，以及《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等多部专书研究，著成《
（1937年哈佛燕京学社印行，70年代末补充修订后中华书局重版），以及《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等多部专书研究，著成《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其中《宋诗话辑佚》成为此后唐宋诗歌与诗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文献。在批评史研究的同时，郭绍虞还兼治语法修辞，可谓“照隅”与“通识”兼备，两相促进。就语法修辞这一隅，他说“清儒之治古书，与诗人文人之论诗例文例，均可视为奠定语法修辞之基”，由此“法从例出”，并且：
-“吾行吾素耳，谈不到高调低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也被日军所占领。日伪曾将郭绍虞关押两日，强迫他到伪北大任教，而为他坚拒。同人中有改至伪北大任课者，讥他不去是“唱高调”，郭绍虞于是撰《高调歌》一首以作回应：
抗战胜利后，他愤怒于蝇营狗苟、无奇不有的社会现实，接连发表《民主与狂狷精神》《论狂狷人生》《论勇与狂狷》等文，号召知识分子不要“中行”，而要“狂狷”，主张特立独行、不说谎话，以肃清汉奸心理：
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郭绍虞锐意改革。据唐弢回忆，他约请了不少当时在上海的文学家去讲课，其中有冯雪峰、胡风、李健吾、王元化等等。郭绍虞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便将他早年用教书薪酬在苏州建的99间房屋全部捐献给国家。在学术研究上，一直立志用科学方法重述旧学的郭绍虞，也努力根据新的理论来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最早，他是站在“纯文学观”的立场来看古代文学批评的，依据文学观念的演变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三个时期：演进期、复古期、完成期。1934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完成时，郭绍虞向胡适求序，胡适虽不满意于这三个分期的命名，并提出若干可议之处，但还是写道：“读者的见解也许不一定和郭君完全一致，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宝贵这一巨册的文学批评史料……他确能抓住几个大潮流的意义……使人格外明了文学变迁的理论的背景。”序言写成后未用，郭绍虞将序末二段收入自序。书出版后，钱锺书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作《论复古》一文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领域不存在古今、新旧的冲突，后来者未必比先起者内容结构更高明、价值更好或引起更大美感，历史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文学；且所谓进化必然包含目标，然而历史演变无穷尽，这一时的顺流逆流将来可能会翻转。郭绍虞再作《谈复古》一文辩驳，他说自己绝不是“为学时髦而敌视复古”，且已在书序中说明：“曰复古，曰完成，都是不甚恰当的名词，亦强为之名而已。……复古的结果，正可以创造一种新文学。”对此，20世纪过去后，叶辉、周兴陆在《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一书中评述说：“在今天看来，用演进/复古、文/质、形式/内容的对立与转化来概括原本丰富复杂的古代文学批评史，不免失之偏颇、机械，但这种‘二元对立'恰恰是20世纪前期大部分时间里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与革旧布新的时代大势相一致的，也体现出人文学者从旧的文化遗产中寻求新动向、新萌芽的努力。”
语法、修辞、词汇三者相结合，而汉语之特征显。汉语之特征显，然后吸收外人之学，取其分类之长而活用之，则洋为中用，而不为西语陈规所束缚，同时复使昔人《古书疑义举例》、《经传释词》以及《文则》一类之书成为科学化、通俗化，则古为今用，亦不致抱残而守阙，斯则最根本、最基础之步骤。
三十年代起，郭绍虞开始研究古代文学的语言问题，背景正是新诗句法越来越欧化，遭人诟病，他希望能从旧文学里为白话文学找到药方——他也是一个写新诗的诗人呐！在《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和《中国语词的声音美》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旧文学富含语词升缩、分合、变化、颠倒等修辞技巧，而新文学作家如能学习文言文的这一长处，便能让白话文作品更富音乐性，声情并美。他从语言形式出发，认为自由化、散文化和语体化是中国文学的演进趋势，由此试图建立新旧文学之间的传续关系，解决文白之争，调和而务实。
不愿出山也好，便甘下海也好。吾行吾素耳，汝安则为之，谈不到高调低调！
各见平生怀抱，各显本来面貌！“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原不关高调低调！
此后，郭绍虞一度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1943年，他匆促南下，将家人安置在苏州，许多衣服用具都弃之不顾，但对自己搜藏得到的清人诗话资料，却不忍割舍。单身一人来到“孤岛”上海后，他为叶圣陶的开明书店编书编杂志，同时在大夏大学等校兼课。曾在大夏念书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回忆，郭绍虞这时候一个人住在开明书店编辑部三楼，睡在一张帆布行军床上。
??抗战胜利后，他愤怒于蝇营狗苟、无奇不有的社会现实，接连发表《民主与狂狷精神》《论狂狷人生》《论勇与狂狷》等文，号召知识分子不要“中行”，而要“狂狷”，主张特立独行、不说谎话，以肃清汉奸心理：
乡愿之病在于伪，国愿之病在于滑。……呼之为牛可以应之为牛，呼之为马可以应之为马……道家所谓“自然”，佛家所谓“随缘”，都给他们应用到恰好处。……所以自己没有立场，也就变作没有骨气；所以平时无所谓操守，遇变时就无所谓气节。
1946年，同济大学创立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郭绍虞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在多校兼职。他加入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即“大教联”，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950年，同济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郭绍虞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还兼任图书馆馆长、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在复旦大学度过了后半生的34年。
??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郭绍虞锐意改革。据唐弢回忆，他约请了不少当时在上海的文学家去讲课，其中有冯雪峰、胡风、李健吾、王元化等等。郭绍虞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便将他早年用教书薪酬在苏州建的99间房屋全部捐献给国家。在学术研究上，一直立志用科学方法重述旧学的郭绍虞，也努力根据新的理论来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最早，他是站在“纯文学观”的立场来看古代文学批评的，依据文学观念的演变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三个时期：演进期、复古期、完成期。1934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完成时，郭绍虞向胡适求序，胡适虽不满意于这三个分期的命名，并提出若干可议之处，但还是写道：“读者的见解也许不一定和郭君完全一致，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宝贵这一巨册的文学批评史料……他确能抓住几个大潮流的意义……使人格外明了文学变迁的理论的背景。”序言写成后未用，郭绍虞将序末二段收入自序。书出版后，钱锺书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作《论复古》一文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领域不存在古今、新旧的冲突，后来者未必比先起者内容结构更高明、价值更好或引起更大美感，历史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文学；且所谓进化必然包含目标，然而历史演变无穷尽，这一时的顺流逆流将来可能会翻转。郭绍虞再作《谈复古》一文辩驳，他说自己绝不是“为学时髦而敌视复古”，且已在书序中说明：“曰复古，曰完成，都是不甚恰当的名词，亦强为之名而已。……复古的结果，正可以创造一种新文学。”对此，20世纪过去后，叶辉、周兴陆在《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一书中评述说：“在今天看来，用演进/复古、文/质、形式/内容的对立与转化来概括原本丰富复杂的古代文学批评史，不免失之偏颇、机械，但这种‘二元对立'恰恰是20世纪前期大部分时间里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与革旧布新的时代大势相一致的，也体现出人文学者从旧的文化遗产中寻求新动向、新萌芽的努力。”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zonghexinwen/2021/0902/5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