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文艺理论奖著作综述(3)

［1］谢麟，孟远烘.广西美术发展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8.

［2］李仰智.颂祷与重构——文学叙事中的“美丽南方”［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3］吴秀明.“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与“美丽南方”的文学书写——《颂祷与重构——文学叙事中的“美丽南方” 》代序［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广西地处中国南疆，由考古发现80 万年前活动的古人类到今天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连接的“桥头堡”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开放前沿”，古老的广西正不断焕发新生。所谓中心与边缘，其实难说：由中原文化、汉文化中心及其由一点向四方传播的历史过程而言，广西属于文化的“边缘”，然而放在人类文明发展数十万年历史宏观视野中看，广西何尝不是“中心”之一？在中国国家地理中处于“边缘”的广西，在“一带一路”重新勾画的世界格局中岂不正因其独特的沿海沿边地理优势而日益发挥“中心”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在中国文化日益大用于世的新格局中，广西尤其需要大力提升其地方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此背景下审视2019年获得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文艺理论奖的两部著作，方能彰显作者用心之良苦与深刻。一《广西美术发展史》由谢麟、孟远烘合著。谢麟早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艺术造诣高，所创作油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获第四届、第六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理论功底深厚，在《人民日报》《美术》《美术观察》等发表艺术评论多篇，是《广西大百科全书》美术部分主要撰稿人。孟远烘现任《美术界》杂志主编，同样不乏扎实的创作功底（油画）和理论素养。二人自2012年合作承担广西桂学研究会“广西美术发展与漓江画派的形成”课题研究开始，历时数年苦心收集资料、爬梳整理、细致分类、深入解析，完成了对约80 万年前至2016年间广西美术发展史料的整理研究，向读者展现了广西美术发展的历史发展脉络，生动形象，理贯意深。由“史前”“先秦”“秦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书分十一章对广西美术发展做图文并茂的历史性描述与分析，最后以“广西多样化地域文化对美术发展的影响”一章做结，由纵向探讨转为横向研究，得出颇具启发性的结论。末附“广西美术大事年表（史前—2016）”，史前、先秦为略记，汉代以后按朝代记，虽显粗略，线索显然。民国以后按年记，尤以1977年以后记录更为翔实，显见资料收集，用功很多，对今后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作者均结合社会背景简要说明美术概况，包括此时期广西美术发展的整体形势和特色之处，如汉代广西的青铜器、唐代广西的摩崖造像、宋代广西的瓷器、明代广西的陵墓雕刻、清代广西的绘画等。然后是对美术方面的传世文物做简洁生动的形象描述和简练精辟的艺术分析，如关于魏晋时期的“四出”钱纹铜鼓的介绍分析：“鼓面边缘伸出，饰有圆雕，为三只单蛙与三组累蹲蛙相间，逆时针方向环列。蛙以片形塑造，却有圆雕效果，造型古朴，简洁概括而有装饰性，其动态相对静止，却有蓄势起跳之态，静中有动，富有生趣。”与此同时，作者还不忘引用各类历史文献，陈述其中虽有记载、如今已难复见的美术现象或作品，从而更有效地帮助读者完成对广西美术发展史知识图谱的完整构建。在关于史前广西美术的第一章中，作者认为，百色手斧和桂南大石铲是史前时期广西造型创造最具代表性的表现。百色手斧器形规整，加工技艺复杂，与一般的砍砸器相比具有更复杂的制造流程、更强的造型性，其出现推翻了“莫氏线”理论，“证明东方人种与西方人种在同时期就进入到同样高度的文明”［1］16。而广西出土的桂南大石铲造型对称，器形优美，表面光滑，更是脱离了生产工具制造的实用用途，具有独立的精神性和审美性，是广西在史前时期已出现纯粹是精神方面的产品——艺术品的标志。这些论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在“中原中心论”的认知范式影响下，广西作为地方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始终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力、凝聚力作用，无须否认，但由“一点四方”到“多元一体”，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整体认识正在不断进行有机重构。作为“四方”之一的广西，自古以来很难摆脱一种根深蒂固的“边缘意识”，然而事实上，广西并非“荒蛮”之地，并非因中原文化传入始有“开化” 的地方，而是本身有着自己独特悠久的文化传统。广西的文化从来不是只单方面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始终是在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的互动中互鉴、互通、互融。作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广西，古往今来并非被动接受文化影响，而是主动完成文化融合。理解并坚信这一点，是广西真正形成自身的地方自信、文化自信的必要基础。二《颂祷与重构——文学叙事中的“美丽南方”》由李仰智带领南宁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学术团队共同完成，团队成员包括陈敢、宾恩海、陈祖君、李志元、罗小凤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多年研究经验、各有多项研究成果的中青年学者构成。该书共分“广西形象的现代整合与文学重塑”“知识分子的心灵独白与精神探视”“乡土世界的倾情描摹与文化展示”“历史场景的生动再现与价值重构”四章，从不同维度展开对广西某一当代文学现象或某一广西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的评论，可谓散之若星，连贯如珠，盎然满目，粲然光扬。书名“美丽南方”引自广西当代著名作家陆地同名小说。书中评论道：“他（陆地）创作了《美丽的南方》《瀑布》等能代表广西最高水准的现代汉语文学作品，成为广西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2］243，且在《美丽的南方》中随处可见“弥漫着广西情结的人物形象、自然景物和民俗事项”，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鲜明的广西形象”。“广西形象”，正是本书最重要的关键词。在国内著名学者、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吴秀明为本书所作序言中，他写道：“‘广西故事’和‘广西形象’是‘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的组成部分，其叙事模式和学术肌理一脉相承。广西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文学桂军’的卓越建树对于阐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文化自信与文化反思的关系、创造性与再造性的关系是一块独特的‘风水宝地’。”［3］作为吴秀明先生亲传弟子的李仰智，之所以决定组织精干的专业学术团队合撰此书，学术初衷即在于此。在后记中，李仰智写道：“在‘中国形象’的视域下，‘区域文学’的形象建构日渐活跃。以‘美丽南方’为理论概括和文学符号的关于‘广西故事’的书写和‘广西形象’的叙事，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正经历着一场艰难而又美丽的蜕变。”这是或将是一场怎样的“蜕变”呢？令人关注。这一场蜕变确实已经发生，但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人知道结局。如书中在评论广西著名作家凡一平小说《撒谎的村庄》时认为，这部讲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农村大学生的生活与命运的小说，成功塑造了蓝宝贵这一典型壮族人物形象：他一方面表现出壮族传统文化所濡染出来的在交织不断的苦难困厄中柔顺隐忍、勇于牺牲自我的人格特征，另一方面在历史转折时期虽坚强不屈、积极进取却难逃自我“毁灭”的悲剧结局。小说“借助主人公的悲剧去描述与开掘当代广西壮民族文化的优质的内容与特点”，使人物“成为当代壮民族主体意识一个富有意味的独特表现”［2］198。其所确立的“文学与文化意义上的‘广西形象’的身份，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所蕴含的对于当代广西形象的价值建构的意义更值得我们重视。”对于当代广西诗人、作家而言，其在创作时或关注个体生命经验的文学转化与表达，或沉湎于特定社会背景或场景中人性表现复杂性、人类存在本质性等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广西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更多不过是一个舞台或背景，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然而对于重视“地方形象”学者来说，地方文学在讲述“地方故事”理所当然地在参与“地方形象”的建构中发挥着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单个的广西诗人、作家来说，“广西形象”或许从来不是其关注的对象，但在全球化特别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传播、交融的频度、广度、深度日益增加的时代背景下，来自或身处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广西日益产生浓厚兴趣的人们来说，广西文学自然成为其了解广西的重要渠道，其对“广西形象”的想象和认识亦自然而深刻地受到广西文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文学在今天这个时代所满足的阅读需求，除了非地方性的个人性、超地方性的人类性，其作为“地方形象”主要建构者的地方性价值正受到空前重视。广西诗人、作家对于“广西形象”建构在行动上的实际参与和在意识上的非自觉性，构成一种鲜明的反差。由此带来其对吴秀明先生所谓“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自信与文化反思、创造性和再造性”等关系缺乏足够系统而深刻反思，从而在参与“广西形象”建构时难免存在种种缺失，令李仰智和他的团队不免深忧。此书或者可以说是广西当代文学评论家试图与文学家在此方面进行对话的一种尝试或努力，旨在引起后者对广西更深层次的地方文化自觉。总之，以上获得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文艺理论奖的两部著作，在学术内容、主题、方法等方面虽大不相同，但内在的共通性却十分显著。无论历史还是未来，广西作为一个地方，既有着自身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面向外部世界的文化对话与融和中走向未来。为此，我们呼唤广西更具普遍性和深刻性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参考文献］［1］谢麟，孟远烘.广西美术发展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8.［2］李仰智.颂祷与重构——文学叙事中的“美丽南方”［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3］吴秀明.“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与“美丽南方”的文学书写——《颂祷与重构——文学叙事中的“美丽南方” 》代序［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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