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艺育德的主要方法(3)

[3] 毛泽东选集(1-4 卷)[M].以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所引皆出于此.北京:人民出版社,

[4] 列 宁 全 集(第12 卷)[M].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

[5]华艳君,朱瑜.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及其当代启示[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6,(2):51-52.

[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

[7]王东维,韩瑜.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育德想[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6):41.

[8]贺敬之.白毛女[M].湖南:张家口新华书店,1946.

[9]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N].解放日报,1994-04-08.

[10]黄修己.实践是最权威的回答——谈解放区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创造[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02).

[11]李扬.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以文化人的思想由来已久，如何通过文艺对民众进行教化是执政者必须重视的问题。延安时期作为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的转折期，充分展示了通过文艺育德来获得群众认同的历程。一、延安提供的现实土壤延安时期成为有效运用文艺实现教化育人的典型，是有其自身必然的历史条件。一是适宜的时空条件。1937 年之后的十年，延安作为党的革命根据地，身处敌后，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直接战争，环境相对稳定安全，军事态势也较为和平。这让领导者有时间、有精力去思考文化建设问题，也为诸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机会。二是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当时的延安大多数是农民，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匮乏，仍以信天游、秧歌等为主要文化交流形式。延安薄弱的文化基础制约了政策的落实、影响人们的认同。同时，领导者也发现自身在文化建设方面有所欠缺，与革命政权地区的人民群众还有距离感。三是充足的人才条件。延安时期，为了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毛泽东制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提出要“善于尊重共同工作的文化人”[1]，为知识分子创造出相对自由、民主、舒适的创作和生活氛围。这让正在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知识分子出于自身的政治选择和现实需要，纷纷赶来，为文艺育德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二、制度保障：颁布相关文艺政策“文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与载体。”[2]延安时期，为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领导群众组织抗战，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发布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以下简称为《讲话》），并以此作为牵引，将整风思想延伸至文艺领域。一是将文艺纳入革命，掌握文化领导权。毛泽东在《讲话》中讨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回答了关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等等问题，将文艺变为从属于并由党来安排管理工作的工种之一，成了党事业的一部分。这既确定了文艺工作在党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又使文艺工作者与“拿枪的军队”一样，肩负起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和政治责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来。二是面向工农兵，去知识分子化。毛泽东在《讲话》中规定：“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强调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4]，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毛泽东在《讲话》中为延安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即通过向工农兵“学习”，而不是文艺大众化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将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改造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颠覆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上的统治地位，将其改造为有机知识分子[5]，从而建立起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层，掌握文化领导权。三是实事求是、制定文艺方针。一方面，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体验、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斗争形式，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毛泽东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阐明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即眼下文艺工作的重心放在“普及”上是为了配合革命实际需要的权宜之计，但文艺的发展还是要遵循自身的规律不断提高，同时还阐明了是歌颂光明还是批评阴暗、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此外，毛泽东在对当时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文化状况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引导文艺家真正参与到党的政治活动中。如《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民间形式；《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刻理解与学习《讲话》内容等等。三、队伍建设：改造传统知识分子1942 年之前，延安还未形成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那时知识分子的有机化程度低，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和民族自我批判精神，这与党的思想观念错位甚至冲突。如何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这一时期实现文艺育德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首先，了解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在整风和座谈会之前，由于领导者对大批知识分子涌来的情势估判不足，面对有着各种革命动机、成分复杂的知识分子，除了提供优渥待遇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成熟的理论、政策进行指导。文艺家们过着惬意的生活，沉溺在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中，让他们在生活上脱离了群众，同时也反映到创作上。以戏剧为例，在1942 年之前延安的文艺家们大多演多幕戏、外国戏。这些高密度的大戏，不仅花销过重，且难以吸引当地的大多数群众。其次，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塑型。延安时期，党急需形成自身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以利用传统知识分子为前提，通过改造，把知识分子“转变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以及一个完整的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活动与职能组织者”[6]。真正实现改造知识分子，解决思想观念问题，转变阶级立场的，不仅仅是座谈会，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等，最主要的是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其中两风就是针对思想文化战线和知识分子的。在整风期间实施了：集中的制度化的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惩罚性的思想改造措施、抓典型人物等具体措施来带动运动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参与工农运动，用实践改造思想，并以此投身创作帮助工农群众完成改造。整风后的文艺工作者在政府优待下，经过一系列的学习与改造，转变了自身的立场，消除了自身与民众的隔阂，成了中共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新生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始积极主动地再造文艺作品，寻求民众的信任与认同，成了党教化育人工作的重要力量。[7]艺术形式不仅增添了如新歌剧等民族形式的新品种，还增添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方法。[10]人民通过欣赏这些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从中感受到了愉悦与满足，自发加入并自觉接受了党的革命教育。在这些熟悉的文艺形式中，形成了正确的阶级觉悟和社会认同，激励大众能够自觉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三是文艺整风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作品表现出新的内容与新的主题。一方面，将文艺发展为某种政治的符号，帮助民众理解各项政策的具体内容与执行过程，同时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赵树理为了配合新婚姻法律的发布，创作了《小二黑结婚》，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群众理解边区政府实施新婚姻制度的内容，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与到革除旧的婚姻制度、提倡自由恋爱的过程中。其次，文艺题材以工农兵为主体，塑造新型的农民形象。在新秧歌《兄妹开荒》中，文艺工作者以农民为主角，将农民的日常生产活动与抗日行动相联系，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对国家的重要意义[11]，从而调动群众抗战的积极性，真正实现群众自觉参与到抗战与党的政权建设中去。延安时期是领导者进行文化建设，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时期。改造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再创文艺作品，实现艺术与政治的统一，并使广大群众能主动吸纳文艺作品中的思想涵养，从而潜移默化地构建自身德行，完成教化育人的任务。当下文艺领域的娱乐化倾向显著，如何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际，充分发挥文艺的动员、引导、激励、协调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延安时期通过文艺进行育德的成功实践，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从中汲取经验，来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性，突出文化感召力，实现文艺作品的育人功能。四、阵地打造：再造文艺育德渠道整风后的延安文艺成为教化育德的主阵地。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坚持艺术与政治的统一，通过对延安文艺内容与形式的再造，与人民群众产生共鸣，实现教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一是文艺整风后，延安文艺工作者以集体创作和集体化的革命文化运动取代原本的个人创作方式，如开始进行群众写作、街头诗、新秧歌运动等等。这些集体创作的方式是文艺工作者经过改造后产生的与党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文艺生产方式。正如歌剧《白毛女》是由周扬牵头，邵子南、贺敬之等众多文艺工作者共同参与，在集体讨论、深入群众、不断改编中形成的。通过集体改演，将原本的民间仙怪传说变为以“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8]为主题的新歌剧。《白毛女》的再次创作，体现了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真正做到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9]，成功地调动他们的情感，引起他们的共鸣，创作出能够让人民群众真正接受的文艺作品。二是文艺整风后，文艺改变了以往与农民的隔膜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贴近民众。延安时期，能够实现最大化传播及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为迎合抗战需要，实行宣传动员来激发起文化上沉寂已久的民族意识。文艺工作者开始注重民间形式，街头、庙前、麦场等都成了演出场所。以文学为例，其参考文献：[1] 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N].解放,1949-4-10(103).[2]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3] 毛泽东选集(1-4 卷)[M].以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所引皆出于此.北京:人民出版社,[4] 列 宁 全 集(第12 卷)[M].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5]华艳君,朱瑜.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及其当代启示[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6,(2):51-52.[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7]王东维,韩瑜.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育德想[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6):41.[8]贺敬之.白毛女[M].湖南:张家口新华书店,1946.[9]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N].解放日报,1994-04-08.[10]黄修己.实践是最权威的回答——谈解放区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创造[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02).[11]李扬.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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