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艺育德的主要方法(2)

其次，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塑型。延安时期，党急需形成自身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以利用传统知识分子为前提，通过改造，把知识分子“转变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以及一个完整的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活动与职能组织者”[6]。真正实现改造知识分子，解决思想观念问题，转变阶级立场的，不仅仅是座谈会，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等，最主要的是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其中两风就是针对思想文化战线和知识分子的。在整风期间实施了：集中的制度化的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惩罚性的思想改造措施、抓典型人物等具体措施来带动运动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就是要求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参与工农运动，用实践改造思想，并以此投身创作帮助工农群众完成改造。

整风后的文艺工作者在政府优待下，经过一系列的学习与改造，转变了自身的立场，消除了自身与民众的隔阂，成了中共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新生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始积极主动地再造文艺作品，寻求民众的信任与认同，成了党教化育人工作的重要力量。[7]艺术形式不仅增添了如新歌剧等民族形式的新品种，还增添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方法。[10]人民通过欣赏这些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从中感受到了愉悦与满足，自发加入并自觉接受了党的革命教育。在这些熟悉的文艺形式中，形成了正确的阶级觉悟和社会认同，激励大众能够自觉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

三是文艺整风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作品表现出新的内容与新的主题。一方面，将文艺发展为某种政治的符号，帮助民众理解各项政策的具体内容与执行过程，同时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赵树理为了配合新婚姻法律的发布，创作了《小二黑结婚》，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群众理解边区政府实施新婚姻制度的内容，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与到革除旧的婚姻制度、提倡自由恋爱的过程中。其次，文艺题材以工农兵为主体，塑造新型的农民形象。在新秧歌《兄妹开荒》中，文艺工作者以农民为主角，将农民的日常生产活动与抗日行动相联系，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对国家的重要意义[11]，从而调动群众抗战的积极性，真正实现群众自觉参与到抗战与党的政权建设中去。

延安时期是领导者进行文化建设，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时期。改造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再创文艺作品，实现艺术与政治的统一，并使广大群众能主动吸纳文艺作品中的思想涵养，从而潜移默化地构建自身德行，完成教化育人的任务。当下文艺领域的娱乐化倾向显著，如何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际，充分发挥文艺的动员、引导、激励、协调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延安时期通过文艺进行育德的成功实践，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从中汲取经验，来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性，突出文化感召力，实现文艺作品的育人功能。

四、阵地打造：再造文艺育德渠道

整风后的延安文艺成为教化育德的主阵地。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坚持艺术与政治的统一，通过对延安文艺内容与形式的再造，与人民群众产生共鸣，实现教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一是文艺整风后，延安文艺工作者以集体创作和集体化的革命文化运动取代原本的个人创作方式，如开始进行群众写作、街头诗、新秧歌运动等等。这些集体创作的方式是文艺工作者经过改造后产生的与党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文艺生产方式。正如歌剧《白毛女》是由周扬牵头，邵子南、贺敬之等众多文艺工作者共同参与，在集体讨论、深入群众、不断改编中形成的。通过集体改演，将原本的民间仙怪传说变为以“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8]为主题的新歌剧。《白毛女》的再次创作，体现了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真正做到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9]，成功地调动他们的情感，引起他们的共鸣，创作出能够让人民群众真正接受的文艺作品。

二是文艺整风后，文艺改变了以往与农民的隔膜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贴近民众。延安时期，能够实现最大化传播及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为迎合抗战需要，实行宣传动员来激发起文化上沉寂已久的民族意识。文艺工作者开始注重民间形式，街头、庙前、麦场等都成了演出场所。以文学为例，其

[1] 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N].解放,1949-4-10(103).

[2]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网址: http://www.wyllyppzz.cn/qikandaodu/2021/0216/3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