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上(6)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下属的文史教研组，主要任务是给全校开设选修课，属于素质教育工作。我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在清华大学教大学语文，实在心有不甘。到清华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跟教研组主任张正权申请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吴文治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张老师被迫同意在报考表上签字。到学校人事处盖章时，我的报告被打了回来。按照学校规定，新入职者必须工作两年以上才有资格继续深造。说到这里，我又想到6年后的1988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遇到同样问题。当时刚评上讲师，人事处师资科说，需要工作两年才能报考，否则取消讲师资格。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又求救于张正权老师，希望保留讲师资格，张老师说：“你提讲师，学校说你在外读硕士，本来没有通过，我已经大闹过师资科，不好再说什么。你偷偷去报考吧。”后来办理离职手续，需要加盖8 个公章，最后在人事处又被卡住，说我没有事先得到人事处同意，就是不给盖章。还是张正权老师与他们交涉，才放我走。当然，这是后话。张老师业已离开我们多年，我很感念他。

初次报考南开大学研究生失利，到清华大学工作后，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我深感前途渺茫。在我最孤独的时候，经常给罗宗强老师写信求教，罗老师每信必回。他鼓励我说：“你的条件很好，可为进一步研究作些计划，这是很难得的，实大有可为，千祈珍惜。你系统读书，这很好。我想，有两种办法，一是先从古至今，大致读一遍，有个印象，然后再从主攻方向深读。一是一开始就找一段精读。所谓大致读一遍，是指各朝主要作家全集找来粗读一遍，同时读当时史书，明白其活动时代与其创作特点。所谓精读，就是带研究性，一个作家一个作家来，大致作这样几个工作：版本、辨伪、系年（利用已有之年谱），思考若干问题。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积以时日。我想，你或者以第一种较合适，不知你以为如何。太早专并不好。理论很重要，知识面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再走皓首穷经的老路。工夫要扎实，但忌钻牛角尖，为一个字、一篇作品搞三年五年。思想还是开阔些好。”罗老师一直主张做学问不要钻牛角尖，视野一定要开阔。罗老师的教诲，我一直奉为圭臬。

文史教研组是新成立的机构，需要购置一些图书，于是在阎秀芝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每周都可以租个小面包车进城买书，由我来挑选。我跟着教研室主任就到琉璃厂、王府井书店这几个地方，只要感兴趣的就买，买来我先看。凡是跟古字沾边的书我尽量买，近水楼台先得“阅”。《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初学记》《艺文类聚》《括地志》《元丰九域志》《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历代职官表》《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历代诗文集如《王右丞集》《韩昌黎文集校注》《柳宗元集》《白居易集》《元稹集》《李贺诗集》《玉溪生诗集笺注》《温飞卿集笺注》等，还有文言小说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也都通读。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廿二史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读书笔记，虽然读不懂，也拿来翻翻。《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美学》《高尔基论文学》《鲁迅全集》《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经典著作，也多有翻阅。到图书馆借书，也首先借阅跟古字沾边的书，看过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刘纪泽《目录学概论》、张之洞《书目答问》、周贞亮《书目举要》、陈垣《校勘学释例》、郭绍虞《陶集考》、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钱基博《版本通义》等，都留下较深印象。

刚到清华大学那段时间，独学无友，我便定期到北京大学旁听有兴趣的课程。教研组李润海老师介绍我听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课、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赵立生老师介绍我听陈贻焮先生的杜甫研究课，还有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课等。我很崇拜学术界的名师，周振甫先生介绍我认识中华书局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赵立生老师陪我看望廖仲安先生、吕俊华先生，吕维老师向我介绍她过去在北京文物局工作的老同事魏隐儒先生[4]，推荐我看魏先生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1978年山西省图书馆内部印刷），让我大开眼界。当时，魏先生负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集部鉴定工作，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报了四五千种善本书，魏先生每周都来清华大学图书馆看书，核查每种善本书的款识、藏章、纸张、字体等，推断刻书年代，随时做笔记，非常勤奋。我追随其后，观风望气，略知清华大学古籍收藏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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